1940年新四军东进，在我县开辟了抗日民主根据地。中共东台县委和县民主政府，在根据地大力倡导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，揭开了我县文化教育事业的光辉历史新页。在坚持敌后斗争的艰苦岁月里，办起了抗大式的新型中学，又新办了一百多所小学，在游击环境中坚持教学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有力地配合了抗战，为党、政、军各条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。在抗日文化宣传教育方面，为了适应战时需要，通过办明理堂、办冬学和发展乡学、演唱抗日戏剧和歌谣等活动，教育了群众，打击了敌人。在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清乡”的游击环境中，广大爱国师生和干部坚持敌后教学和进行抗日宣传，为夺取抗战胜利，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　　一、民主办学

　　（一）抗大式的新型中学

　　1943年秋，我县栟茶中学的全体师生在校长何晴波、教导主任徐静渔的带领下，为了坚持敌后教学，离乡背井迁校到三仓区鲁家灶庙，借民房开课。1944年春，南通中学、如皋中学、如东县邱升中学，因日伪“扫荡“也迁到鲁家灶来，和栟茶中学合并，成立了一所联合中学，校长顾贶予，属四分区领导，简称“四联中”。起初设有初一、初二（分春秋季班）、初三、高一、简师、速师计八个班；后来学生人数逐渐增多，发展到十多

个班级。

　　这是一所以抗大为榜样的新型学校，上级党政领导非常重视这所学校的思想建设。一天下午，风和日丽，一位朴实的军人，身穿灰色军装，在校长的陪同下，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，一开始就谦逊地自我介绍“学生粟裕”，粟师长这四个字刚刚出口，“哗……”全场掌声雷动，随即全体师生肃静无声地聆听报告。两个多小时的形势报告，使师生们很受鼓舞，增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斗志和信心。苏中行署管文蔚主任、分区专员梁灵光同志也常来校作报告，关心师生们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。这所学校的校长和教师，都是一些学有专长的爱国志士。比如教务主任高敬芝，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曾参加过“一·二九”学生运动。又如女数学教师吴霞，原在上海市读大学一年级，在地下党的帮助下，十九岁只身投奔苏北抗日根据地，来我县四联中任教。国文兼英语教师吴景陶，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原在邱升中学任教，为了抗日随学校迁来联中。他的英语水平较高，1943年专员梁灵光设宴招待三名失事落水的美机驾驶员就由他充任翻译。其余如师范部主任徐静渔，还有罗洛、林琳等都是才能卓著的优秀教师和党政骨干。有了这支觉悟高、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干部和教师队伍，就为办好这所学校提供了保证。

　　学生除东台本县人而外，还有从通、如、启、海等沦陷地区来的，包括爱国民主人士、爱国青年、孤儿和革命干部子女。他们的家乡均遭日伪侵占或“清乡”“扫荡”。师生们分别住在鲁家灶庙周围的农民群众家里。生活虽艰苦，但学习勤奋，整日里书声琅琅，歌声飞扬，使原来沉寂、荒凉的鲁家灶庙，顿时变成为文化学习的中心。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的抗大校风，也在这里得到了发扬。鉴于学生是来自各地的爱国青年，是为了抗日救国投奔前来读书学习的，所以学校打破常规，接收新生采取随到随考随插班的办法，能读哪个年级就上哪个年级。除语文、数学等基本学科按年级编班外，有些学科则采取上大课，如“簿记”这门课，各年级的学生都可以自愿听讲，做到学有专长，充分发挥各人的聪明才智。除了教学，师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开荒种地三十余亩，秧瓜栽菜，既能改善生活，又学会了生产劳动。从通海地区来的学生还将纺纱纺线的技术传授给当地农民。师生们在课余开展文娱宣传活动，积极配合“二五”减租、征粮、参军等政治任务。为了揭露旧社会的黑暗，他们演出话剧《夜正黑》，住在二十多里外的群众都赶来观看。动员参军时，教师吴景陶编了小调剧《叶兰英

劝夫参军》，演出后轰动了周围农村。分区司令员陶勇特地请他们到部队演出，并说：“这个戏演得好，我们的战士爱看。”另外从战争环境出发，他们还经常进行军事演习，真正做到了拿笔、拿锄又拿枪，学生都被培养成为能文能武的抗日骨干。

　　1944年，到这里来读书的爱国青年学生越聚越多，后来竟达两千余名。先后为我党、政、军培养输送干部三千多名，光荣地完成了为保卫祖国造就抗战人才的历史任务。我县根据地除办有四联中而外，1944年底在三仓区篦子苴还成立了一所专门培训干部的学校，名叫“四专校”。校长孙蔚民、教导主任高敬芝（从四联中调来）、生活指导主任许凎、斐定。学员组织，以队建制，队下设班。共有三个队，每队十个班，每班十人左右。队长、副队长由校部指派，班长民主选举。

　　学习内容以政治为主，以俞铭璜同志的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为基本教材，还学报纸上的重要文章，时事战讯等，由学校领导人上大课。上课时，学员们都打好背包，席地而坐，膝盖上搁一块小木板，当桌子做记录。课后回队，再由班长主持讨论。有时针对学员中的思想问题，让大家畅所欲言，开展辩论，澄清模糊认识，提高思想觉悟。

　　四专校和四联中一样，都发扬了抗大的优良校风。师生们生活朴素，睡的是稻草地铺，吃的是粗饭杂粮。利用课余时间开荒种地，改善伙食，做到学用一致和密切联系群众。尽管条件艰苦，但学习热情很高。

　　四联中和四专校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后来大都成为部队或地方各方面的领导骨干，不少同志至今仍在各个领导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。也有一些同志光荣牺牲在抗日的战火中，一些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　　另外，1943年春，二分区文教科借垦区鼎丰公司仓库，以民办形式创设了一所中学，名叫盐垦中学。开办简师、初中各一个班，招生六、七十名。校长为裕华公司职员、民主人士陶叔彪，实际主持人是孙蔚民同志。该校办学有一定成绩，后来在反“屯垦”、反“清乡”时停办。

　　（二）游击环境中的小学

　　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建政以来，一直重视发展教育事业。1941年民主政府县长董希白亲自写信给教界人士贲养贤，要求恢复袁官小学，为抗战培养人才。后来这所小学就借民房为教室，开学复课。由于党和政府认真动员，不少知识分子响应号召积极办学。在三仓、海丰、唐洋、富安、盐垦、时堰等地区先后办起了许多小学，除极少数是接管的旧学校外，多数是新办的。校舍因陋就简，用庙宇或借私房，初创时多为单班复式，学生人数不多，每校教师也仅一、二人。其中以三仓区办的小学最多，有十余所。1944年统计，我县根据地计办有小学六十八所，教师二百〇四人，学生七千余人；到一九四五年已发展到有小学一百三十余所，教师四百余名，学生逾万。为了办好小学教育，必须要有一所起示范作用的小学。一九四二年秋，县政府派督学罗洛和张泉选择适中地点（在今南沈灶乡贾坝小学附近），创办中心实验小学。他们推举热心办学的乡粮管员朱兆荣为董事长，由地方上筹集资金在一仓河上架起一座桥，将三仓区的新民小学和朱灶小学合并，由朱兆荣献出住房做教室，兴办起一所东台县中心实验小学。第一任校长张泉，随后是沈一尘。初创时四个班，后来发展成六个班，学生近二百人。就以这所小学为中心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，创造经验在全县推广。研究的课题有，上课的基本形式、复式教学、室内室外相结合等。四联中师范部的学生、各区小学教师都分期分批到该校来实习、观摩。探讨改进教法，搞野外教学、防空演习，采取边跑反、边教学、边生产，进行反“清乡”、反“扫荡”斗争的教育。

　　当时日伪军经常对我根据地袭击、扫荡，边区学校难于正常地全日上课。因此，边区不少小学，辗转敌后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坚持游击教学。在教学形式上，有集中也有分散，辅以个人自学。情况紧张不宜集中上课时，就采取小组分散学习，教师负责辅导。为了便于巡回辅导，就将各组集中学习的时间穿插开来。教学内容以语、算、时政等科为主。地点可以在室内，也可以在野外荒田内、树林里、河岸上或车棚里。没有黑板用门板代替，没有粉笔就用锅灶土写字，甚至用元钉、竹筷、芦柴等划地教学。教师除教规定的课本外，还教一些以抗日救国、反“清乡”、反“扫荡”等为内容的补充教材。由县、区、学校各编写了一部分。各地自编的语文教材短小精悍，中心突出，读起来琅琅上口。摘举数例如下：

　　（一）雄鸡叫，东方亮，苏联红军打胜仗，打得德寇哇哇叫，日本鬼子也发了慌。

　　（二）河水清，菜花黄，我送哥哥去参军，当兵要当新四军，保家卫国杀敌人。

　　（三）要吃龙肉自下海，要吃虎肉同上山，要走好路问好人，要过好日子去问新四军。

　　（四）鬼子兵清乡，碉堡篱笆墙。三光政策呀，烧光、杀光又抢光。捉鸡、逮羊，还要花姑娘。血海深仇永远记心上，鬼子欠下血腥债，得用鲜血来还偿。

　　算术补充教材编进“二五”减租、征收爱国公粮的内容。常识补充教材除介绍一些有关农业生产的科学知识外，还编进一些英勇杀敌的抗日战斗故事。在边区和日伪军扫荡频繁的地方，不少教师冒着生命危险使用这些教材。敌人来时，用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等旧书蒙混敌人；等敌人离开了再教。有的白天发给学生，晚上收回来，埋在牛汪塘边或灰堆旁，以防不测。

　　一九四二年三月，新安旅行团（刘少奇同志支持过的儿运组织）来到我县晓灶乡一带，积极开展儿运工作，组织儿童站岗放哨，唱革命歌曲，做小先生，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。随后我县根据地的各小学都先后成立了儿童团组织。小学儿童团，组织儿童宣传，有抗日歌咏队、文娱宣传队等。如县中心实验小学的教师带领儿童，不顾环境艰难，设备缺乏，因陋就简，多方设法，配合参军、征粮，编排演出《红鼻子参军》、《军民一

家》、《白毛女》和《兄妹开荒》等剧目；溱东罗村振新小学曾组织儿童排演《牧羊少女》、《愚公移山》、《工农兵学商》、《浣衣曲》等抗日救国剧目，深受当地军民的欢迎，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。学校还组织儿童站岗放哨，侦察敌情，递送情报，并开展拥军优属、练兵练武等活动。如栟茶区张埭小学师生，积极开展拥优宣传，利用夏晚乘凉时，流动到各村宣讲，并演出打花鼓、拉胡琴等节目。又如安丰区仲灶小学师生组织夏收工作队，由儿童组长小敏，站到凳子上宣讲交公粮的意义，很受群众欢迎。儿童们更是进行侦察工作的能手，他们利用摔跤、放风筝、游泳、捕鱼、下五马、挑猪草等为掩护，监视敌人的行动，了解敌人的武器和配备情况，立即报告部队或地方武装部门。

　　小学儿童团在生产劳动、勤工俭学方面也很有成绩。儿童们在教师带领下开荒整地，种植蔬菜，养鸡、养羊，搞手工编织等，增加收入，不仅解决一部分学习费用，还作些捐献。如角斜区贲南小学儿童团积极响应拥军号召，织袜6422双，送县政府转赠部队；又献抗币60元救济四分区难童。据1943年统计：我县根据地小学师生计开荒66亩，种熟田17亩，养猪2头、羊160头、鸡70只，植树25842棵。

　　尽管当时处于战争环境，辗转敌后，生活艰苦，而教师们却能奋发图强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坚持教学和斗争。他们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是令人难忘和值得学习的。

　　二、文化宣传

　　（一）“明理第一，识字第二”的明理堂

　　我县根据地，从一开始就重视民众教育。1940年，各乡农抗会组成“农户学习组”，组织农民群众学文化，明道理。大家在学习组里学习了“东一村、西一村，村村都有种田人”；“船有舱，箭有弓，翻身跟着毛泽东”等课文，对提高思想觉悟，促进识字，配合抗战起了积极作用。1942年，各区成立了社教工作团，负责协助各乡办好明理堂和民众学校工作。次年冬县文教科召开教师联席会议，听取了董希白县长的报告，决定全面开展明理堂工作，广泛实施民众教育。各区乡先后砌建了明理堂（相当于后来的俱乐部），各村又办起了明理坊，为抗日文化宣传广泛建立了活动阵地。明理堂贯彻“明理第一，识字第二”的方针，除组织群众识字学文化而外，并结合中心任务进行政治宣传。如唐洋、角斜等区各乡在明理堂里张贴标语、布告，拉彩球，办壁报，组织拉二胡、唱小调，排演文艺节目，歌颂抗日救国的好人好事，揭露日寇的凶残暴行，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，推动了参军、参战工作。为了宣传抗日和帮助群众扫盲识字，有些区乡编有《新三字经》课本，在明理堂办夜校进行教学。

　　（二）从冬学到乡学

　　冬学是群众性的政治教育运动，利用冬闲组织农民学习，结合扫盲识字进行形势与任务的宣传教育，是党的优良传统。1941年陕甘宁边区发出“学习识字做好事”的号召，县民主政府领导开展冬学运动，我县广大干群很快响应，各种学习组织如识字班、读报组、一揽子民校、冬学识字班、夜校等，在根据地如雨后春笋，一个个破土而出。广大农民踊跃参加冬学识字活动，“数九寒冬把书念，春暖花开好种田”。冬学识字班，除教识字

课本外，更以政府散发的传单做教材宣传抗日救国。传单内容有：“万众一条心，团结去抗战，手握红缨枪，去打小东洋。”“小白菜，青又青，我送亲人去当兵，当兵要当新四军，保卫国家为人民”。“做军鞋，送军粮，支援亲人打豺狼”等。有的冬学教师还编成小调教唱，既教识字，又使大家懂得了道理，有力地支持了抗战。后来办冬学形成高潮，由县培训骨干。1944年秋，苏中行政公署召开了一次文教工作会议，决定把成人教育作为工作重点，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发展乡学。会议号召各地开展乡学运动，各个乡都设专职的乡学主任，变冬学为常年学习。会后不久，我县成立了乡学工作队，下设总务和戏剧两股，队员计七十多人，潘祝平、李石易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兼队长。工作队直属县委宣传部领导，配合中心任务，排演戏剧进行宣传，平时分散随县独立团一道开展宣传活动。县团每进驻一地，工作队立即在驻地周围张贴标语、演出节目，强化政治气氛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。他们还深入边区刷大标语、演剧，甚至潜入敌占区控制伪乡保长，教育他们认清形势，不要与人们为敌。这支乡学工作队短小精悍，活动在战争环境里，出没无常，老百姓见了欢迎，日伪见了头疼。

　　（三）抗日戏剧活动

　　为了夺取抗战胜利，根据地各学校的师生，配合中心政治任务，编排演出不少宣传抗日救国的戏剧。当时部队和地方更有一些专业或业余的文工团和剧团的组织，也编演过许多有声有色、威武壮观的剧目，对鼓舞群众的斗志，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1941年，一师文工团以侦破潘 大地主丁紫亭（顽镇长）对抗减租，杀死佃户陈信之的案件为题材，编演过话剧，揭露恶霸地主的罪行，结合抗日宣传，教育农民群众增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。

　　1942年到1943年间，各区成立了业余剧团，在农村巡回演出。如唐洋区业余剧团，曾巡回演出《天下大事》、《暴风雨的前夜》、《救下杨奶奶的猪》等剧目。又如海丰区也成立了农村剧团，编演了秧歌剧《送公粮》、《小佳人想报仇》，广场剧《鬼子捉鸡》和以大补缸为形式的《修锅》，深入乡村演出，每演一场都有青年农民报名参军，如海丰乡上官村的李锡华，桑梓乡民主村的朱爱山等看了演出以后就要求参军。鹤 地区曾组成业余剧团，演出过秧歌剧《刘桂英是朵大红花》、歌剧《曹立三的转变》、话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，又自编自演了不少活报剧和小调剧，影响较大的如《斗争白虎星顾卓峰》、《活捉敌伪双司令》、《送郎参军》等，均受到观众的好评。

　　1944年， 弶港剧团曾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《松花江上》。县乡学工作队曾配合中心任务编演大型剧目《朱茂才》，在县内外演出，并向分区党政机关汇报演出。吉洛（姬鹏飞）曾观看过此剧。三仓镇结合冬学运动的开展，组织文工团，搭露天舞台，被单当幕布，铜勺绑在柱子上，倒些豆油，放一把灯草点着，作为舞台灯光，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，演出了《血泪仇》、《天下穷人是一家》等歌剧、话剧。这年十二月，《江海

报》264期载有我县许旺乡陆剑英发表的《争当抗属光荣》小戏剧，配合动员参军演出。

　　（四）抗日歌声飞扬

　　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，我县各区乡旧有的民间文娱形式：

　　唱凤凰、唱麒麟、荡湖船、挑花担、小放牛等都获得了新生。由社教工作干部编授新唱词，使这些形式在宣传抗日方面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如新编的唱凤凰词：“锣鼓一打闹嘈嘈，毛主席领导真正好。游击战争威力大，打得鬼子哇哇叫。”每逢春节前，就召集旧艺人培训，传授新编的歌词说唱，宣传抗日救国和党的方针政策，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。有些区乡还将农民在踏车、推车、翻场、挑担时打的号子，编进抗日救国的新词，以利于在劳动中起宣传鼓动作用。

　　在抗日战争年代，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革命歌曲，如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我们高声歌唱中国共产党》、《跟着共产党走》、《新四军好》、《黄桥烧饼歌》、《三月新》、《流亡三部曲》、《大刀歌》、《大路歌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》、《长工四季歌》、《慰问伤员歌》、《起来，敌后的文化战士》、《反清乡》、《歌颂人民英雄》、《青年革命进行曲》、《到敌人后方去》、《游击队歌》、《十二月骂东洋》、《打倒日本鬼，解放全中国》等等，在我县根据地广泛流行。

　　还有大量民间自编的歌谣小调，因为它们的内容密切结合抗战而家弦户诵，深入人心。比如：当时三仓地区流行着《粟司令打仗仗仗胜》的民谣：“反动派下乡来扫荡，家家户户遭了殃。奸淫烧杀又掠抢，百姓家破又人亡。来了救星共产党，领导人民把敌抗。新四军兵强马又壮，粟司令领导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”。溱东地区流行着《去找粟师长》的民谣：“鬼子二黄（二黄指伪军）进了庄，百姓遭了殃啊，杀人又放火，逮猪又抢羊，锅碗瓢勺全砸光啊。穷人没法过啊，跑到北三仓，去找新四军，去找粟师长。武装起来保家乡啊，人人参军齐上阵啊，抗日烈火旺，杀尽狗汉奸，打败小东洋，民族才能得解放。”唐洋地区流行着《天上有个扫帚星》和《反清乡》的民谣：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当新四军。天上有个扫帚星，地上有个韩德勤，多少鬼子他不打，专门欺负老百姓。”“鬼子二黄搞清乡，欠下血债要还偿。篱笆插得千里长，一把野火烧精光。”后港地区曾流行歌颂英勇抗日干部的民谣：“王二大队长，身高胆又壮，杀敌赛猛虎，敌人吃败仗。”堤西一带还曾流行反对李长江投敌的民谣：“南山有条野心狼，苏北有个李长江，多少鬼子他不打，带领部队去投降。新四军，不答应，摆开战阵大交兵。把他打到塘头镇，把他打得喊救命。苏北人民有决心，把鬼子汉奸都肃清。广泛开展游击战，赢得胜利享太平。”

　　此外我县根据地各区乡都自编了不少小调，如《送郎去参军》、《齐心打东洋》、《日军叹五更》、《十二个月长工》、《老板吃肉我喝不到汤》等。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和秧歌舞，在我县根据地也到处流行。在妇抗会组织领导下，广大妇女在劳动之余，三三五五地集中到院子里、广场上，边唱边扭，尽情流露她们获得解放的欢乐，气氛十分活跃。

　　（五）办《庄户报》

　　一九四四年七月，在县长董希白同志主持下，我县根据地创办了《庄户报》，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，教育广大干群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宗旨，主要报道我县政权建设、生产、财经、文教等方面的内容。董县长撰写了发刊词，并亲笔书写了报头。在当时印刷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，系用油印版，计发行三十多期。